外语习得下中华文化认同的稳定性基于的实证研

文化认同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认同”指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广义的“文化认同”则具有跨民族性，是对异族文化的接纳、认可、甚至不排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习得的“副产品”是文化习得。我国外语学习者群体庞大，学习年限长，长期的外语学习对学习者的文化认同有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关系到我国的文化安全。

本研究随机抽取某省主要的5 所高校中490 名大学生，调查了他们外语习得下对中华文化认同的状况，旨在为我国文化安全、语言政策与规划、教育政策制定、语言文化和谐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实证参考[1]。

一 国内外研究

语言习得研究分为社会心理学派和文化学派。社会心理学派聚焦学习者的语言学习动机；而文化学派则侧重研究学习者的文化认同问题。二语习得中文化认同的研究始于20 世纪70 年代，Lambert（1972）提出了文化认同变化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学习者在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的同时经历文化认同的“附加性”变化或者“削减性”变化。我国的文化认同研究始于20 世纪末，高一虹（1995）对Lambert 的理论进行了拓展与补充，提出了“生产性双语现象”、“1+l＞2”的双语学习模式以及生产性的文化认同变化。本研究旨在研究外语习得下我国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现状和变化[2]。

二 研究问题、方法与对象

（一） 研究问题

本文拟回答以下3 个研究问题：

外语习得下大学生文化认同的现状如何？

外语习得下大学生文化认同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某省5 所高校大学生为对象，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他们的文化认同进行研究。研究中共发放问卷520 份，回收有效问卷490 份。数据使用SPSS19.0 社会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测量工具以高一虹（2005）的“生产性双语现象”模式调查问卷以及Knutson（2006：595）的文化圈层问卷为蓝本进行改编。问题选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从1 到5 排列（“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不确定”、“4=同意”、“5=完全同意”）。问卷在正式发放之前进行了初测，之后进行了修订。问卷效度KMO 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为：KMO = 0.856，df =990，P = 0.00（P＜0.05），信度Cronbaha’s Alpha = 0.847。问卷效度、信度较好[3]。

三 结果与讨论

在回收的490 个有效样本中，男生157 个，女生333 个。其中从小学开始学习外语的130 人，从初中开始的132 人，从高中开始的56 人，从大学开始的172 人。统计结果显示，虽然他们外语学习的起点时间差异大，但是外语文化认同差异却不显著。由此可见，虽然语言与文化是承载与被承载的关系，但是外语学习时间的长短对他们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并不大。这一结果在下文的数据分析中得到进一步验证[4]。

（一） 文化认同总体状况描述性统计

表1 文化认同总体状况描述性统计表N Min Max M S.d中华文化认同 490 1.00 5.00 3.99 0.58外语文化认同 490 1.00 5.00 3.70 0.54

数据分析显示被试对中华文化认同（N=490，M =3.99，S.d=0.58，Min=1.00，Max=5.00） 高 于 对 外语文化认同（N=490，M=3.70 S.d=0.54，Min=1.00，Max=5.00）。被试对中华文化的重要性认同度最高，M=4.53；喜欢学习国家通用语言语和普通话的均值位居第二，M=4.41；再次，“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了解并学习汉文化”的均值为4.23；喜欢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的均值M=4.01；对于中国唐诗宋词的了解度相对较低，均值排最后，M=3.20。

外语文化问卷数据分析显示，“我喜欢学习外语”平均值最高，M=4.31；“希望以后自己的孩子了解和学习外语文化”的均值为4.27；认为学习外语及西方文化很重要的均值为4.25；表中均值的最低值是“我喜欢并经常庆祝西方的节日”，M=2.91；其中“我认为自己了解西方文化”均值只有3.03，这说明被试对外语文化的了解较少。

（二） 文化认同变化

经过多年的外语学习之后，被试文化认同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依据Lambert 与高一虹对文化认同变化的分类，研究对被试学习外语之后的文化认同变化进行了分析。（见表2）

表2 学习外语之后文化认同变化描述统计表N Min Max M S.d附加性变化 490 1.00 5.00 3.69 0.85削减性变化 490 1.00 5.00 2.20 0.85生产性变化 490 1.00 5.00 3.54 0.81分裂性变化 490 1.00 2.47 0.92有效的 N 490

被试学习外语之后，文化认同发生的附加性变化均值最高，为M=3.69，Sd.=0.85；其次是生产性变化，M=3.54，Sd.=0.81；再次是分裂性变化，M=2.47，Sd.=0.92；削减性变化均值最低，M=2.20，Sd.=0.85。通过数据我们看出被试学习外语之后文化认同发生的附加性变化和生产性变化的均值都高于中间值，而削减性变化和削减性变化和分裂性变化的均值都低于中间值。总之，被试在长期的外语学习后，文化认同呈现出对中华文化、习惯和观念保持很高认同，同时建构着多元文化认同共生的趋势[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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